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学习陈云同志的丰富领导经验。”“在负责经济工作方面，陈云同志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重大举措，探索了创造性解决问题、打开工作局面的有效途径。”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同志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他长期负责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经济工作，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在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创造了丰富领导经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首先就要对国情有清晰的认识，量力而行。陈云同志在思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时指出：“我们这些落后国家，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如果落后些，生产很快，也是好的。我们是在自己的力量基础上发展和扩大生产的。”（《建国七年来经济建设的五条经验教训》，《陈云文集》第三卷）这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基础和逻辑起点。2025-08-04，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陈云文选》第三卷）。他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陈云文选》第三卷）

　　与此同时，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坚持正确方向。对此，陈云同志指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人民日报》2025-08-04）他表示，四个现代化必须靠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关于现代化的标准，他认为，“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陈云文选》第三卷）。“现代化不能比生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工业现代化。”（《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陈云文集》第三卷）尤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协调发展，他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人民日报》2025-08-04）。

　　具体到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陈云同志既重视工业基础，也强调技术人员的作用。他指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地：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第三卷）面对改革开放初期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和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他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他强调，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陈云文选》第三卷）。他认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当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以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即将来临时，他敏锐地指出，这“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对我们的电子工业，都是一场新的挑战”。“搞四个现代化，没有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不行。要把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抓上去，把电子工业搞上去”，要把有这方面知识的人集中起来。因此，“电子工业不仅要搞好科研和生产，也要抓好推广应用，搞出一项成果，就推广一项成果，使电子技术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见到大的成效”（《要把电子工业搞上去》，《陈云文集》第三卷）。

　　加快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陈云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他统筹各方面力量，打赢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等方面的“经济战”，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状况时，他指出：“恰当地估计中国人与物两方面的潜力，在人民政权的保证下，我们有极大的创造性的成就的可能”，“必须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是复杂的”，“向最好的目标争取，同时又作在最坏情况下的打算，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的地位，稳步地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继续好转和根本好转。”（《人民日报》2025-08-04）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党领导人民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争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吃饭与建设的问题，十分重要。陈云同志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同国情国力相适应，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陈云文选》第三卷）。他特别强调要处理好人民生活与国家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很可以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工业、交通等内部的基本建设应该有适当的比例”（《正确处理民生和建设的关系》，《陈云文集》第三卷）。保障人民生活，首先要保障粮食生产，粮食“是经济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物资，没有粮食就不能建设”（《合理调整粮食供销矛盾》，《陈云文集》第三卷）。他强调，“粮食问题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经济局面。要把被动的局面转变为主动，粮食问题也就是农业问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粮食问题与市场问题》，《陈云文集》第三卷）。粮食增产，“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陈云文集》第三卷），而要使粮食过关，最根本的问题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业机械化”（《调动农民积极性是粮食过关的根本》，《陈云文集》第三卷）。

　　陈云同志负责经济工作的鲜明特点是始终站在政治上认识和把握经济建设规律，强调经济工作要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陈云文选》第三卷）。因此，在经济工作中，国家建设要有重点，注重轻重缓急。他说，“财力物力只有那么多，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你挤我，我挤你，势必因小失大，处处被动”。重点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各项建设的比例是重中之重。他在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关于五年计划问题的信中说：“内容有公私比重、工业农业比重、工业中轻重的比重、每年增加的速率等等。”（《关于五年计划问题给周恩来的信》，《陈云文集》第二卷）改革开放之初，他依然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强调“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陈云文选》第三卷）。他善于从全国范围思考工业布局问题，包括什么范围开始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如何建立工业后方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改建鞍钢时，陈云同志就强调：“是否按期完成或推迟，关联到我国的财力和建设的速度”，“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完成鞍钢的改建，是我国工业化首要的步骤。”（《抽调技术员工支援鞍钢建设》，《陈云文集》第二卷）他敏锐发现提高机械制造能力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根本是工业，工业化就是机械化。所以，现在提高机械制造能力与我们目前的国家建设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提高机械制造能力》，《陈云文集》第二卷）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关于建设宝钢的意见确定后，陈云同志指出，“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件事“关系到国格”（《宝钢建设只能搞好不能搞坏》，《陈云文集》第三卷）。他负责经济工作，一贯从政治上和从全国大局统筹发展，脚踏实地深入推进。

三

　　陈云同志积极探索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他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探索适合于我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在党的八大上描绘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格局，指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人民日报》2025-08-04）

　　陈云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运用价值规律，“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用它来刺激增加更多的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适应人民需要”。办工业、办商业、办手工业，都要为消费者服务，为消费者打算，为消费者便利着想。为了把市场搞活，增加产品的品种、数量，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与适应人民市场的需要，要解决购销关系、价格政策、组织形式、市场管理和计划管理，“从节制资本到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多从消费者方面着想”（《要把市场搞活，以适应人民需要》，《陈云文集》第三卷）。转变商业的根本问题是增产。陈云同志强调，首先是农业生产，先活跃农村，再活跃城市。农村活跃了，整个社会都会活跃起来（《先活跃农村再活跃城市》，《陈云文集》第三卷）。

　　党的十二大提出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从1981年到1990年的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从1991年到2000年的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陈云同志指出：“要抓住这两个十年的区别。”“前十年是打基础的，要把各种关系理顺，因此必须稳当，不能搞快了。”（《前十年和后十年》，《陈云文集》第三卷）他强调，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人民日报》2025-08-04）。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综合平衡。他强调经济建设必须综合平衡，这就要研究比例关系。比例是客观存在，问题在于是不是自觉地去研究、认识（《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陈云文集》第三卷）。

　　改革开放后，陈云同志积极探索和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这是一件大事”。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复杂。内部的相互关系，外部的关系，都比农业复杂。因此，工业体制改革的步子要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陈云文集》第三卷）。他还强调，体制必须改革，改革必须经过试点，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致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给周太和的信》，《陈云文集》第三卷）。

　　陈云同志负责经济工作，为处理和解决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面临的问题，总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重要观点和重大举措，探索出创造性解决问题、打开工作局面的有效途径。他的领导方法、思想和工作方法深刻蕴含着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陈云文选》第三卷）他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十五字诀”，强调“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文选》第三卷）。他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陈云文选》第三卷）。他认为，“掌握真实情况很重要。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自己心中有数”（《在苏州调查时的三次谈话》，《陈云文集》第二卷）。而且，“摸业务要在出了问题的时候、碰了钉子的时候、矛盾最尖锐的时候，这样才能摸得准”（《善于在矛盾尖锐时摸索业务规律》，《陈云文集》第三卷）。这些思想和主张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创造了丰富的领导经验，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宋月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2025-08-04 11版）